文丨宋欣

“绿色冲击波”背后欧盟的地缘设想

如果单纯的认为CBAM只会短暂冲击中国制造部分产业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CBAM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在可见的未来，一波又一波的绿色冲击只会更加强烈，有必要认识到背后的深层战略构想，不可掉以轻心。说到这里，就必须要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理解欧盟的地缘设想：

首先，从欧盟自身的国际构想来看，CBAM是欧盟重建自己的“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的集中体现，背后其实是欧盟所倡导的新型绿色全球秩序（new green global order）的构建。

欧盟本身是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联盟，它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力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市场——对外进行制度和价值观输出。一直以来，欧盟与其他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中都带有规范合作国相关领域的条款，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贸易的方式促进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和制度改革，使之不断接近欧盟的价值观和法律体系，进而凸显出自己作为“规范权力”的影响力。

然而，随着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和意识形态冲突不断加剧，疫情的肆虐以及后来俄乌战争的爆发，让欧盟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身处四个巨大危机：一是欧盟经济的衰退，传统规范权力的式微；二是美国作为亲密盟友不稳定性；三是俄罗斯作为能源合作伙伴的不持续性；四是产业链全球化的不稳定性。

摆在欧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不然在中美G2之间继续保持被动摇摆不定的状态，要不然就是要重新夺回世界秩序构建和维护的主动权。明显，欧盟选择后者，欧盟在不断把“环境保护”这一公共健康问题发展成为了新的国际政治场域，并在这个新场域中构建出了体现自身价值观导向的法律体系和国际运行机制。而CBAM就是把这个绿色规范嫁接在传统的贸易政策之上的产物。

其次，从产业合规的角度来看，CBAM本质也是全球性碳合规机制再深入的过程。

这个合规已经不是围绕着像以往的产品规格，不只是说产品的大小、重量亦或是产品的质量检测。这个合规辐射面已经非常有深度了，到了生产流程牵扯的碳排放量问题，甚至到再之后会更进一步到整个生产所涉及的原材料开采和制造的碳排放合规问题、乃至整个大的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的碳合规问题。这是一个自内向外，由产品向生产流程、乃至整个生产周期所涉及的产业链的碳排放合规重塑问题。

（CBAM背后的全球性碳合规机制再造）

综上，碳边境调节机制将是第一个明确影响第三国工业排放的欧盟政策，虽然说整体的机制还在不断完善中，已经引起了欧盟主要的贸易伙伴的关注和响应。而中国作为欧盟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已经在国际贸易组织中多次提及欧盟该政策与最惠国贸易协定之间的冲突，中欧关于贸易问题上的潜在摩擦在不断显现。

“绿色冲击波”对中国制造深远影响

在梳理了立法流程以及关注点之后，我们要问：这股“绿色冲击波”对中国制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欧盟的CBAM所影响的领域）

从数据上来看，按照现有的五个领域（钢铁、铝业、肥料、水泥以及电力），那么其实受到波及的中国出口产品价值（按照2019年的数据）是65亿欧元；如果再加上潜在的几个之后会扩大到的高碳排领域（塑料橡胶、其他化学制品、纸浆和纸制品、玻璃以及陶瓷制品），那么牵扯到的出口产品价值达115亿欧元。假设根据欧委会提议的更广泛的“碳泄漏名单”，那么还会牵扯到另外159亿欧元的中国出口产品。

（CBAM所影响产品在中欧贸易额中所占比例）

（中国出口产品所受CBAM税的影响）

单纯从总量上来看，这个部分目前占据中国对欧盟出口额度的1.8%，体量上来看并不算大，但是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开始。这个方向的持续性推进一定会让更多的贸易受到牵连。从计算方式上来看，大的原则已经很明确的，整个的计算方式是：碳价（欧元/吨）X 产品数量 X 产品碳排放强度（吨/件）

那么具体来说涉及的碳边境税多高呢？如果按照欧委会的提议方式进行计算，那么在2026年不同产业总共要多交1.7亿欧元碳税，2035年要多交4.85亿欧元碳税。

（根据不同的提案所征收的碳边境税总额趋势图）

对于不同产业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碳边境调节机制必然会加大欧盟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现有的五个领域来看，每个产品类别都面临一般性进口关税，甚至也有面临反倾销/反补贴的措施的高额关税（例如铝）。从上面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该碳边境税对于化肥（37.05%）以及水泥行业(14.8%)的影响更大，而对于钢铁(6%)和铝（10.57%）的影响相对较轻。

最后，建设性角度做一个总结——中国企业应当如何正面应对这个问题呢？

中国欧盟商会碳市场工作组主席刘恒伟博士作为业内的资深人士在接受欣孚咨询团队的采访中表示：”从短期来看，要摸清楚企业即将受波及、潜在受波及的产品以及生产环节和对应的时间表，了解所在行业的一些基本碳排放数据，做好不同的情景设定下的风险应对方案。简单说，就是最基础的风险调研工作。但当务之急，企业应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下，尽快建立起企业碳资产管理和规划体系，特别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碳减排体系。在此基础上，出口欧盟的外向型企业，或者处于国外跨国公司供应链生态的企业，应进一步考虑在碳排放或者净零转型约束下，如果规划和布局产品生产和自身供应链体系，以满足合规需要，并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欣孚咨询团队认为受波及的企业应当有三个不同阶段的应对：

从短期来看：要摸清楚企业即将受波及、潜在受波及的产品以及生产环节和对应的时间表，了解所在行业的一些基本碳排放数据，做好不同的情景设定下的风险应对方案。简单说，就是最基础的风险调研工作；

从中期来看：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团结自己的欧盟进口商和产业上下游，探讨如何寻找折中的选择方案；另一方面需要、要尽可能优化自己的生产流程，让整体的碳排放尽可能的降低；

从长期来看，企业、特别是受到波及最大的产业必然需要联合起来和欧盟、各国以及地区政府建立非常良好的沟通渠道，通过不同的渠道最大程度的发声，并且透过欧盟本地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参与到整个政策的全面征询过程中，确保自己的利益在政策制定的上游就得以保全。

可见，要想做好对于CBAM以及一系列将来到来的合规应对，就需要做到：动态把握制定流程，深度参与立法过程，力争上游良性互动，确保下游利益不受损。

应对“绿色冲击波”的全球本地化策略

中国全球化企业很容易就出现“专攻市场，忽略政治”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政治不只是具像化的政府或者公共事务，更多的是整个社会的决策和背后的舆论。如果企业不能动态的去把握欧盟大市场的这些社会主线，那么所面临的隐性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此外，中国全球化企业很容易忽视自己对于整个决策机制的主观能动性。由于中国和欧盟的政治文化差异，中国企业不太习惯主动出击，主观能动的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这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企业一直在“等”，等待草案的发布，等待各个机构去协商，去投票，等待它的通过或者不通过，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等待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个有一个的时间窗口，等到法律最终的文本出台了，很多企业往往再去想办法补救，但其实为时已晚，所谓的止损最佳时机已过，能做的只是去适应新的法律规范。

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特聘实践教授冯斌先生具有欧盟市场近20年的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经验，他认为：“中国的涉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往往是短期财务目标驱动的，习惯于拿短平快的订单，不愿花钱设置海外市场研究岗位并配置相关人员。对欧洲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谈不上提前布局，更多是蒙着头随大流。绝大多数涉欧企业高管对此的认知还不够深入，侥幸地期待最后时刻中国政府出手与欧盟博弈。”

中国全球化的大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大疆、字节跳动等，都是在有过类似的经验后逐步加强了在这些方面的布局，但是其他的一些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光伏、原材料厂家则因为自己的行业还没有成为规范对象而推迟布局。很显然，在中国企业不布局而其他欧盟、美国、日韩、甚至土耳其、东南亚国家布局的时候，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差距。而一旦相关领域的立法程序启动，那么中国企业所面临的被动局面会进一步被放大，从而导致最终即使法案文本中没有任何区域性条款，然而却在实实在在的损伤中国企业在欧的利益。

欣孚咨询认为中国企业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罢，面对CBAM也好，面对未来更多的行业合规问题都需要做的是——构建并推动“共识驱动力”合作：

首先需要在跨国家、跨区域、跨文化层面搭建一个广义的公共空间，并且长期维护这个空间的存在，确保空间内价值主张公开表达，完成跨越式的沟通，从而形成对于共识作为合作驱动力这一意识形态的认可；

其次，在社会层面促使各利益攸关者之间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互动，从而逐渐产生以共识为驱动的合作框架、意向以及内容的产生；最后，在机构、企业、社群、个人层面，以共识为驱动的交互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合作，实现各自的价值主张。如此一来，可以构建跨层级、多维度、多时空的立体平行架构，企业既是共识的构建者，也是公共空间的维护者，更是合作的主体实施者。在整个动态的体系中，企业完成了利益创造、价值输出和系统维护，完成了全球化过程中所需要饱满且立体的形象的树立。

此外，在以共识为驱动的合作动态中，企业也会不断增强对于自我的认知，自然也会跨界（cross-border）对标更多其他的企业或者机构。换言之，这是一个在不断纠正对于自我认知偏差的过程。要想合理化认知自我，需要的不只是自我反思，而是互动式反思。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们习惯的一味宣扬成功的场景。

要知道，中国式的“报喜不报忧”不但不能证明你的能力，只能招引来更多的质疑和猜忌，甚至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众矢之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去掉在“神”性的光环，回归人性的光辉，如何缩短机构、群体和个体与企业的距离并发生交互，从而产生同理心和共鸣，这便是每一个中国企业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要想更深层次理解中国、欧洲以及美国的差异，最需要的便是跳出自己的思维舒适圈，从目标国家大的背景和环境中所形成的大逻辑去把握，才能做出更客观的判断。直白的说就是：本地化的西方视角。

文末，对于中国企业融入欧美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本地化策略，再补充几个具体建议：

一，国与国之间或许可以有贸易和科技摩擦，企业和国家之间不应该延续战争逻辑，本质还是融入；

二，中国公司切忌过分宣扬自我文化中心论，如果不去融入当地社会而一味强调赚钱和成功，很容易和西方人倡导的平衡价值观产生本质上的冲突；

三，更细致的工作包括深刻理解和判断社会、政府和国家性格，不能简单的把这三者之间画对等符号，针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策略；

四，中国企业家不要只依赖中国员工，在全球本地化中应该更多的和当地员工进行交流和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引入多元思维。

从中国全球化公司的最高使命来看，我们不能在西方衰落的前提下持续发展，归根到底应该本着融入西方、贡献本地的服务思维，长期努力获得认可。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既需要深刻认识到在西方政治生态中获得话语权的重要性，又需要能真正的全球化视角想问题和落地经营。没有了话语权，便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到了他人的手中；没有话语权，便是失去了一切为自己辩解的可能。但一味的自我中心思考，其实得不到话语权，得到的是别人的不理解和抵制。

对于中国企业全球化来说，这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和国外政府及机构博弈以及融入社会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充分的本地化融入”，从“敌我竞争关系”变成伙伴关系才可能真正成为做世界公民企业，融入世界。而这些即使在目前紧张的国际格局下，我们相信依然可以做到！

参考资料

1. Résolution pour une fiscalité écologique au coeur d’un développement souten-able, 4 juin 2013, Assemblée Nationale

2. The 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3.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Fit for 55 package’, 2021/0214(COD)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4. 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